1921年，布勒东、苏波等一群天真可爱的前卫诗人聚集在巴黎，极其严肃地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古今各国文学家、艺术家、政治家打分，以确定谁是真正的超现实主义者。结果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布勒东、苏波和卓别林，排在第四、第五位的则是法国19世纪诗人兰波和洛特雷阿蒙。从文学源流的角度看，这个排行榜无疑把超现实主义先驱的位置留给了这两个叛逆诗人，而20世纪初席卷西方的文学革命运动也确实是在他们的旗帜下展开的。有趣的是，早在30年代，兰波就已同波德莱尔、魏尔伦等象征派诗人一起被介绍到中国，而洛特雷阿蒙对我们则一直是陌生的。河南人民出版社不久前推出了《马尔多罗之歌》的第一个中文译本，才算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憾。
文学交流中的这种厚此薄彼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具体到兰波和洛特雷阿蒙的身上，却还值得说上几句，因为他们实在太相似了，经常被相提并论，尽管他们实际上并不认识。他们基本上同时开始文学创作，几乎还是孩子，都是只身从外省来到巴黎，幻想成为巴黎诗人，但与当时的文坛又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关系。他们都写出了充满反抗精神的作品，嘲讽了文学经典，批判了人类文明，却又很快地销声匿迹。他们都是在死后很久才得到承认，并获得无以复加的赞誉，但他们的作品直到今天仍让人难以理解。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话，那就是洛特雷阿蒙比兰波更倾向于摧毁，表现出更多的仇恨和疯狂，所以兰波还可以进入法国官方审定的中学文学史教科书（Bordas版），而洛特雷阿蒙则和所有那些被认为不健康的、可能会毒害青少年的作家一起从这本文学史中消失了。毋庸讳言，我们国内对法国文学的评介经常是以这本中学教科书为根据的，我们的研究成果就可想而知了。
洛特雷阿蒙的《马尔多罗之歌》大概也确实不适合中学生阅读，因为这是一首“恶”的颂歌，整部作品就是对血淋淋的作恶场景的如痴如醉的描绘。但正是这种“疯狂地采用最荒谬的办法来达到无限的热情和枉然”创造出了瑰丽的诗歌意象和奇异的想象世界，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善恶二元论的范围，受到当代许多作家和理论家的推崇，法国伽利马出版社1970年版《七星文库》中列出的研究洛特雷阿蒙的专著就达300多种。纪德说，读《马尔罗之歌》使他对自己写的东西感到羞愧；阿拉贡说，只要略微品尝一下《马尔多罗之歌》，一切诗歌即变得有点乏味；蓬热则说得更形象，也更准确：“打开洛特雷阿蒙，整个文学便像一把雨伞般翻转过来，合上他，一切又立即恢复正常。”依我个人之见，《马尔多罗之歌》最根本的问题是否定了千百年来连篇累牍的人类自恋话语，而且这种否定是在语言内部完成的。如果说语言是人类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，那么拒绝语言代码就意味着拒绝社会秩序、理性传统、道德规范、意识形态价值等一切代码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洛特雷阿蒙被视为20世纪新文学和新思想的预言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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